简言之，警察是为了维持公共秩序以及直接增进社会福利，当有必要对臣民的自然的自由加以限制时，通过发动权力对其加以强制的国权活动。
例如，《宪法》第2条规定之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例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规定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
（一）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助 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助往往通过该类共同体各方成员彼此间的有机结合而实现。该类共同体应具备的互助化关系存续属性主要通过共同体各方成员彼此间的有机结合以及共同体与共同体各方成员生成的默认一致行动而实现，其应具备的自足化系统调整属性则主要通过共同体中预设权威所推进的良性统治而显现出来。人民群众成为了执政党纲领明确指向的价值主体，三类文明协调发展所表征之人民群众利益与需要的达致程度则成为了执政党纲领清晰设定的价值标准与目标。一方面，《宪法》所表征的相关硬法规范就该类监督关系予以了渊源性规制。系统调整 一、问题的提出 依宪执政作为一种执政党依宪治理国家的实践活动，即意味着执政党依据宪法精神、原则与规范治国理政，按照宪法的逻辑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其核心是树立宪法权威，依据宪法治国理政[1]。
权威因于‘古已如此的威信和去遵袭的习惯，而变成神圣的习俗（Sitte）[38]200统治者（或者若干统治者）是依照传统遗传下来的规则确定的，对他们的服从是由于传统赋予他们的固有尊严。完善与其他组织、机构的沟通协调平台建设以提升有效合作共事能力。麦迪逊把汉密尔顿所代表的联邦党人称为财政党（Fiscal Party）。
有学者指出：当国会讨论他野心勃勃的经济发展方案时，汉密尔顿充分利用了他的信息优势。该书认为，把个性、利益和政治理念迥异的美国建国元勋们连接成美国合伙人进而完成建国伟业的，正是个性低调、把个人野心放在友情和荣誉之下的麦迪逊。一旦国家有了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另一个问题就浮现出来：如何控制这个倾向于变得贪得无厌的利维坦，使其收支能够接受监督，并服务于公共利益。……（18）制定为执行上述各项权力和由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其任何部门或官员的一切其他权力所必要而适当的各项法律。
随后又在布尔与杰弗逊在选举人团投票中僵持不下的时候，帮助他的政敌杰弗逊击败了布尔。众议员更像是直接对选民负责的个人，而不是各州的代表。
莫顿·凯勒教授很简明地概括了这个过程：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通过一场很接地气的政治交易得到落实，这一交易与制宪会议本身所体现的接地气的妥协并无二致。[10]Don Cook, Long Fuse: How England Lost the American Colonies, 1760-1785，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5，P. 3 [11]Jan Glete, War and the State in Early Moden丨Europe: Spain, the Dutch Republic, and Sweden as Fiscal-Military States, 1500-1660,Routledge, 2002, p. 4. [12]Douglass C. North and Barry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49 （4）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803，829（Dec.，1989）． [13]Gary W. Cox, Was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a Constitutional Watershed? 72 （3）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67 （ Sept.，2012）． [14]Albert Gallatin s Speech, 7 Annals of Congress 1133（1798）． [15]几乎所有研究北美殖民地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作品都会提到这一点。对这种情况，凯恩斯曾经诙谐地说：如果你欠银行经理1000英镑，你的命运就掌握在他手里。不仅如此，汉密尔顿还培育了美国证券市场，一手策划和执行了将国家的公共债务从责任转变为资产的行动。
汉密尔顿深受英国宪制的影响，试图将联邦政府打造成美国国家利益的总信托人，而将自己的财政部塑造成英国财政大臣式的总管家。而此时同样来自宾州的另一位参议员、汉密尔顿的老朋友罗伯特·莫里斯提出了剥夺盖乐庭参议员资格的动议。正如《马里兰日报》在1790年2月3日刊登的一篇评论汉密尔顿的筹款建议的读者来信所说：我们的公债状况以及它所带来的尴尬是给我们带来这部《宪法》的那场革命的主要原因。[4]革命的理论家熟悉英国《大宪章》以来逐渐形成的无代表，不纳税原则。
同时，这份报告指出，为了共同的安全与福祉而负债可以增强国民的向心力和勤勉精神。早在1793年，盖乐庭刚刚进入美国政坛，作为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进入国会之时，他就向汉密尔顿提出了向国会报告过去几年财政收支细目的要求。
[39]这虽然是劝说人们接受一部新宪法的修辞，但的确包含着一定的真理。[29]Bill White, Americas Fiscal Constitution: Its Triumph and Collapse,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4, p. 20. [30]Calvin H. Johnson, Righteous Anger at the Wicked States: The Meaning of the Founders Co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p. 1．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作者认为1787年制宪的主要动因是建国之父们对坏州的义愤。
[3]有学者敏锐地指出：美国革命的导火索是英国议会在殖民地强征新税的企图，因此税和抗税构成美国诞生的要素。比如，1801年，盖乐庭说服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要求财政部长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而过去汉密尔顿和他的接任者沃尔科特都是在国会提出要求时才会提交报告。[31]Francis D. Cogliano, Revolutionary America, 1763-1815：A Politic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p. 114 [32]Francis D. Cogliano, Revolutionary America, 1763-1815：A Politic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p.115. [33]Founders Online, National Archives, 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30 August 1787，http ; //founders. archives. gov/documents/Jefferson/01-12-02-0075，accessed April 15，2015. [34]Max M. Edling, A Hercules in the Cradle： War, Money，and the American State, 1783-1867,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 31. [35]Sonia Mittal, Jack N. Bakove, and Barry R. Weingast, The Constitutional Choices of 1787 and Their Consequences, in Douglas Irwin and Richard Sylla eds.，Founding Choices: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790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 28. [36]See Max Edling, A Revolution in Favor of Government: Origins of the U. S. Constitu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7]Maryland Journal, and Baltimore Advertiser, Feb. 12, 1790. [38]Annals of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Joseph Gales and William Seaton, 1834ff. 9 Annals 3002 （ February 25，1799）． [39][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39页。因为他获得美国公民权未满9年，不符合宪法第1条第3款对参议员任职资格的要求。[16]Henry de Bracton,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Vol. 11, trans. and ed. by S. E. Thorn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15. [17]例如：Stuart M. Speiser, The Founding Lawyers and Americas Quest for Justice, Pound Civil Justice Institute, 2010。正因如此，美国革命后建立的新国家并没有打破此前的旧法统，更没有遣散旧法人员。
但如果政府欠债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了中饱官员的私囊，则情况会截然不同，许多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11]财政军事国家相对于封建制而言是一种制度创新，在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最早采取这种制度模式的国家也成为最早的一批殖民帝国。
[40]关于五分之三妥协的形成过程，请参阅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0-97页。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共同的知识背景和法治共识，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三位弗吉尼亚王朝总统后来才没有完全推翻汉密尔顿确立的财政宪制，而是对其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使之得以确立和稳定。
1819年，马歇尔大法官在麦卡洛案的判词中写道：现在导致争议的这种权力曾经被根据现行宪法而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国会行使过。相反，这高贵的性格，恰是因为一种明智的、有益的忽视，才得以取自己的路径，达到了圆满。
在履行各种职能的时候，它对公众的义务有时迫使它过度发行纸币，这并不是它的董事们的过错。比如在1786年，它向各州发出了380万元的账单，但最后只收到663元。国会同意了他的建议并且于当年11月通过特殊法案创建了北美银行（Bank of North America）。他对人民能力的不信任是公开的。
当汉密尔顿于1795年从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的职位上退下的时候，他为美国留下了现代财政体系所必需的六项制度要素：稳健的公共财政和公债管理、稳定的货币、有效的中央银行、运转良好的银行系统、活跃的证券市场以及数量渐增的金融和非金融公司。在上文中提到过的《公共信用报告》中，汉密尔顿指出，由于美国为应对战争和国内事务的不时之需，随时需要向外国和本国国民借债，所以建立国家信用是当务之急。
他们除了带来请愿书之外，还带来了军营内人心不安、随时可能发生兵变的消息。这场病变的酝酿地点是大陆军司令部所在地—纽约州的纽堡镇（Newburgh）。
但这个方案无疾而终，因为要落实这个方案，就相当于要修改邦联条例，而邦联条例要求各州一致同意才能通过这类修正案。国家银行纸币的发行可以加快货币的流通，便利纳税和收税。
此后三十来位参议员也表示支持这样一部宪法修正案。道格拉斯·诺斯和拜瑞·温盖斯特认为光荣革命彻底改变了英国的宪制。[14] 尽管美洲人民拒绝无代表同意的征税，但却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法治传统。[37]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将国家财政的主导权（the power of purse）交给了国会。
还债这一杠杆最终撬出了一部宪法和一个国家。孔恩指出，这个阴谋如果得逞了，美国就会形成军人干政的宪制传统。
到179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税收入达到470万美元，足以支撑政府运作和偿还巨额的国债利息。这种观念的确在美国宪法的文本中得到了体现。
美国银行在费城成立并有了若干支行。它也无力为革命将士支付报酬并偿还公债。